4月18日是國際古跡遺址日。790公里的大運河江蘇段是大運河河道最長、遺存最豐富的區段，3項運河考古成果獲得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江蘇因水而興，運河就是她最鮮明的符號。尋脈千年，我們從運河故道遺址出發，以水走筆，觸摸運河的原點，探尋水韻江蘇的脈搏。

城依河而建：古城源流，運河走筆寫為“人”

在中國五千年歷史中，萬里長城勾勒“人”字的一撇，大運河走筆，寫下“人”字的一捺，持續哺育沿岸城市，描摹文明變遷的脈絡。

《左傳》記載：“秋， 吳城邗， 溝通江淮。”公元前486年，吳王夫差筑邗城、開邗溝，溝通了長江和淮河兩大水系。作為大運河開挖第一人，夫差這一鍬，鑿出了古揚州城數千年的輝煌。

城依水而生，人因水而聚。昔日吳王修筑的邗城，就在現今揚州蜀岡，即自六合、儀征縣界往東，凸起的一岡。這里也是揚州文脈的發源地。唐代，揚州于蜀岡上建子城，下建羅城。據《唐闕史》所記，夜晚燈火輝煌，“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后人常以“揚一益二”來形容。

大運河生長的第二個節點在1400年前，隋煬帝下令開鑿隋唐大運河，大運河成為貫通南北的運輸生命線。“隋煬帝繼位之后，以洛陽為中心開通了永濟渠、通濟渠、江南運河，把五大水系連接起來，也把中原大地和北方、江南連接起來。這條大運河既是經濟命脈，也是文化交流的通道。”揚州博物館黨支部書記、館長束家平說。

“揚州政治地位的提高，也與隋煬帝關系密切。”原揚州文物局長、大運河聯合申遺辦公室主任顧風表示。

“借問揚州在何處，淮南江北海西頭。”寫盡隋煬帝對揚州的深沉情愫。2013年，曹莊遺址出土了一塊石灰巖的墓志銘，刻有“隨故煬帝墓志”“惟隨大業十四年太歲戊寅三（月十）一日帝崩于楊州江都縣”等字樣，隋煬帝墓終在揚州重見天日。

2014年，揚州牽頭中國大運河申遺成功，蜀岡-瘦西湖風景名勝區多個遺產點、河道入列《世界遺產名錄》。2022年4月，在斷流百年之后，全長近1800公里的京杭大運河首次迎來了全線通水。2024年，隋煬帝陵遺址場館向游客開放，見證揚州千年城市變遷。

此外，下邳故城、溧陽古縣等城鎮遺址，也見證大運河主干和支線交織成網，蘊養江蘇沿岸諸多城市。

依水而興、與人共生，鏡鑒歷史的大運河，正在潛移默化地塑造著水韻江蘇的底蘊，講述著源遠流長的城市發展史。

業緣河而興：漕運千年，南船北馬見繁華

“漕運是經濟，也是政治。漕運是歷史，也是傳說。漕運是制度，也是生活。漕運是一個民族行走在水上的智慧和故事……”中國漕運博物館的一面墻上這樣寫道。

“漕運”，即利用水道調運公糧。淮安因漕運而興，歷來是“南船北馬，九省通衢”的戰略要沖，也是漕運指揮、運河治理、漕船修建、漕糧儲運以及淮北鹽集散“五大中心”。

運河沿岸古跡遺址的發掘，折射大運河淮安段數百年滄桑變化。例如，在明清時期市鎮遺址板閘鎮的考古中，發掘院落基址、道路、水溝、古河道和墓葬等遺跡，出土各類器物3000余件，大多為完整器。遺址布局規整、結構分明，以兩條十字相交的主干道路及兩條平行分布的主干溝渠為軸，整體呈西北—東南向分布。出土器物以餐飲廚具為大宗，蘊含濃郁的生活氣息與市井風尚。種種發現，反映了大運河沿線市鎮發展、人地關系演變與河道治理與變遷。

漕運興業，“黃金水道”貫通南北運輸大動脈，讓產自蘇州的金磚通過漕運鋪設在紫禁城的大殿里。“清代金磚燒制興盛時，蘇州有72戶人家、78個窯址為皇宮燒制金磚。南宋時的皇家陶器、明清時運往北京的金磚都是由元和塘古窯燒制，通過運河運輸。”蘇州御窯金磚博物館管理辦副主任沈夢婷介紹。

2023年3月，元和塘古窯遺址被確認為南宋“平江官窯”所在地。也是目前蘇州已發現的古窯遺存中分布范圍最廣、延續時間最長、數量最多、面積最廣、保存最完整、等級最高的窯業遺存。12月，入選江蘇省文化和旅游廳第一批省級考古遺址公園認定及立項項目名單。

此外，大運河還將江蘇生產的鹽通過漕運輸往全國，見證著兩淮鹽業依傍運河而興的歷史。例如，位于鹽城市東臺市的繆杭遺址，考古發現揭露出與鹽業生產中引蓄水、淋鹵等工藝流程相關的遺跡現象，為江蘇首次較為完整揭露的一處唐代鹽業生產聚落；鹽城市大豐區的后北團遺址，是一處自南宋延續至明清的制鹽聚落，首次在江蘇通過考古發掘完整揭露出一處明代鹽灶。

業緣河而興，南來北往，互通有無，大運河見證著江蘇地區的商貿與生產的繁榮。今日的江蘇，正賡續經濟輝煌，挑起全國大梁。

文因河而盛：水脈通衢，蘊養千秋文脈

以水脈養文脈，運河悠悠，塑造出水韻江蘇的人文底蘊。

“大運河加強了南北文化的溝通，促進了華夏文明圈的緊密聯系，開啟了一個跨越2500年的奇跡。” 中國文物學會會長、故宮博物院學術委員會主任單霽翔表示。

運河的開挖和使用，聯通了洛陽、西安、開封、杭州、北京、南京中國六大古都。

2023年，南京西街遺址發現3100多年前商周時期的“長干古城”。“長干古城”由一處中心臺地以及臺地外圍環壕、墻基與門道、水井、豬祭祀坑等與筑城有關的遺跡組成，這標志著南京地域文明探源工程取得重大進展，也將南京建城史前推600多年。

作為運河分支上重要都邑，南京一系列的考古發掘和研究闡釋，正通過考古文明探源講述著“何以南京”的故事。

同樣被運河水脈蘊養的古跡遺址，還有鎮江的鐵甕城遺址。鎮江最初因軍事而興。建安十三年，孫權將治所由吳（今蘇州）遷于京口（今鎮江）并“筑京城”，城“周回六百三十步，內外固以磚壁，號鐵甕城”。

“京口”，顧名思義，為把守運河之口。自隋朝貫通大運河，鎮江城也從江南運河的起點升格為大運河與長江航線的交通轉運樞紐，南來北往，樓船遠渡，絡繹不絕。

水韻綿延文脈，京口也成為了歷代文人墨客的著名“打卡”地。“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北宋詩人王安石在瓜洲渡旁寫下名篇《泊船瓜洲》，抒發對故鄉的懷念與政治抱負。“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無獨有偶，南宋著名詞人辛棄疾也在此寫下名篇《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為京口添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大運河也在塑造華夏文脈與精神，不斷詮釋著“何以中國”。“海上絲綢之路和大運河運的不僅是器物，對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傳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單霽翔表示，鑒真六次東渡，數次從揚州古運河啟航。最后一次東渡，他也是從揚州運河出發，經過黃泗浦入海，最終到達日本，促進了國際文化交流傳播。

蘇州黃泗浦、樊村涇等港口遺址實證了大運河連接陸上與海上絲綢之路，促進中外文明的傳承發展和交流互鑒。

“我們的祖先創造了2500年的運河。我們要讓它繼續活著、發揮作用，傳承給子孫后代，讓它成為活態的文物。”單霽翔說。

時過境遷，濤聲依舊，大運河沿岸的遺址也依舊在書寫運河的千年史詩。